140年前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世长辞。他的葬礼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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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·雷姆克代表《社会民主党人报》和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进献花圈，恩格斯发表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，马克思的女婿用法语宣读挽词，威廉·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演说。

当时，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对马克思去世讳莫如深，但“在整个欧洲和美洲，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，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、爱戴和悼念”。

在法国和西班牙，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的葬礼致唁电；纽约制桶工会为马克思举行追悼会，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会堂；布鲁克林工人文化宫为马克思降半旗致哀；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的学生和团体为马克思募捐花圈，恩格斯专门对此表示感谢。

世界各国的进步报刊还纷纷发表讣告、社论，将马克思评价为“无与伦比的学者”“工人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导师”“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”“推动地球运转最卓越的人物之一”，等等。

透过马克思的简约隆重葬礼，透过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，可以看到近代社会一些深层思想观念“质的飞跃”。

18世纪的博物学开始将人类身体视作一种物质机制，灵魂、精神和身体一样属于自然的一部分。在此基础上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有决定意义地剪除了“彼岸神学”对生命过程的干预。细胞学、生理学、组织学等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，进一步使得人们能以一种系统的、全面的方式来对待生死。

19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一种新型生命权力观念：它不再通过“使人死”以彰显权威，而是通过“使人活”以使社会获得增益。

与之相伴，平民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工业革命在制造财富的同时，制造了大量的贫困和非自然死亡。恩格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生活、健康和劳动的悲惨现实——

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；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，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，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；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、破烂的或不结实的，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、掺假的和难消化的。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工人饱受肺结核、猩红热和伤寒的侵袭。

根据恩格斯的摘录，1840年，利物浦贵族、自由职业者等上层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5岁，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，工人、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孩子，有57%死于5岁以前。

鲜明的社会分裂与残酷的社会现实，激发并坚定了马克思、恩格斯从事革命的决心。

和19世纪整体的死亡观念一样，马克思认为个体的死所遵循的是自然必然性，无需彼岸的救赎和外在的夸饰。马克思晚年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坦然说道：“当然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因为什么而‘去见上帝’，完全是无关紧要的。”

在马克思看来，做一名共产主义者，理应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马克思去世后，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提议为其建立一座纪念碑时，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都予以拒绝。

正如威廉·李卜克内西所评价的，马克思并不要立什么纪念碑……在千百万因他的号召而已经团结起来了的工人们的心底里和脑海中，他不仅有一个比青铜更耐久的纪念碑，而且有一片生气勃勃的土壤。在这土壤上，他所教导和希望的一切，都将生长成——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生长成了——实际行动。

（作者：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潘乐）

栏目主编：龚丹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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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潘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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